国学、大学与古代学术
“国学”作为一种名言，古已存在。如《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是“乐师掌国学之政”的“国学”，还是“国有学”的国学，均指天
两汉以后，国学一名方逐渐确定了国立大学之义。韩愈曾任国子祭酒，在《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中曾指出太学生“自非天姿茂异，旷日经久，以所进业发闻于乡闾，称道于朋友，荐之州府，而升之司业，则不可得而齿乎国学矣”。说明“国学”需发闻于乡，称道于友，荐之于州府，才能被国学录用，这样的国学当然不是小学，而是大学。在唐代，这种学府由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与四门学地位相当的专科学校如律学、书学、医学等（北魏时，“树小学于四门”，四门学为小学）组成，它们都可称国学。至于欧阳修在《国学试策》《谢国学解元启》、苏轼在《国学疾策问》等中所说的“国学”，当与韩愈所说的国学意义基本相同，没有超出中央政府设立的高等学府的含义。
马一浮指出：“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说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泰和会语》）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也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马、钱两先生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从学科分类的意义上说，马、钱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不过，我们认为，古代的“国学”一名与今日的“国学”概念并不矛盾，只是古代的国学概念比今天的国学概念宽泛罢了。在“学在官府”、学政合一的西周时期，国学既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文化的集中体现。无论它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六艺作为教学内容，还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小六艺为教学内容，国学都是中国固有学术的承载者、传述者和光大者，今日我们可以称它是原生态的国学。而两汉以下，作为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的“国学”，同样是承载中华文化道统的场所，是传承中国固有学术的重要阵地。故而，我们认为在强调国学一词“依他起”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国学一词的演变有着内在的进路。
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外国相对的“国学”之实就已经存在。儒家学者乃至道士可以承认佛理与周孔之教或道教有相通之处及会通之可能，但不会承认它就是本国之学。晋代的王度针对百姓多奉佛法，相竞出家的现状，指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晋书・佛图澄传》）道士顾欢写《华夷论》反对“舍华效夷”，引起佛教徒的强烈不满，更将华夷之辩推向高潮。王度、顾欢等人所说的外国之教或夷教是指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而周孔之教或道教作为中国本有之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国学。从国学之名是“依他起”的角度，可以说自印度佛学进入中国起，国学之名成立的前提便已经具备，不必待欧风美雨东来。《南史・宋本纪》元嘉十五年载，“立儒学馆于北郊。”南齐高帝萧道成虽以武功起家，然而他于建元四年，“诏立国学”，目的在于使“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五礼”、“六乐”非国学而何？“宋齐之间，国学时复开置。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陈书・儒林传》）从“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角度看，晋以下所出现的“国学”之名一方面有复兴周代教育制度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区别于佛教的意涵，因为国学所传授的教学内容与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紧密相联。因此说，古之国学不悖于今之国学，最起码是今之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粹派：倡国学，弘国魂，斥“学奴”
今人讨论的国学已没有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国立大学的意涵。这不是说“国学”这一名言变了，而是今日的大学变了。今日的大学是依照欧美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的教学内容主要不是五经与策试，大学教员也不必是五经博士或国学专精之才了，因此有的学者将古代“国有学”、“太学”、“国子学”等所言的国学视为今之“国立大学”，可谓有名无实。
今天的大学已将古代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国学”内容抽空，甚至没有留下一点残渣，而完全换成了西方学科的内容；而今日大学从“国学”中所抽取出去的东西恰恰是今日之国学：即一国固有之学术。由此，钱先生讲国学一名，前既无承，不甚谛当。
那么，是谁在近代意义，即一国固有学术的意义上率先使用了“国学”一词呢？以实言，当西学、洋学、新学一名成立，则中学、旧学、国学之名必然呼之欲出。不过，将国学视为一独立研究对象者的当首推20世纪初期兴起的国粹派。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该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并创办《国粹学报》，“国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06年夏，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举办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同年9月，他在东京应留学生之邀，讲学于国学讲习会，并在国学讲习会的基础上，成立国学振起社，与上海的国学保存会互为呼应，共同致力于20世纪初国学保存、振兴、发扬之运动。
何谓国学？邓实在1906年作了明确回答：“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也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载《国粹学报》第19期）邓实的国学既包括孔子之学，也包括诸子之学。他说：“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古学复兴论》，载《国粹学报》第9期）章太炎所说的国粹与国学几乎同义，他指出，国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一是典章制度，一是历史人物事迹。所以由他主讲的东京“国学讲习会”在《国学讲习会序》中揭明国学内容也有三：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
国粹派是一批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将国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国学是一国成立的根据，是国魂，是立国之精神，国学兴则国兴，国学亡则国亡。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指出：自立于地球之上的任何国家必有其立国之精神，只有立国精神灭亡了这个种族才可以说灭亡，故而“灭其种族必灭其国学而后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这是国粹派推崇国学的缘由。许之衡将这个立国之精神称之为“国魂”。他说：“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而国学又出于孔子者也。”（《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6期）章太炎主持的《国学讲习会序》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许守微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中进而强调国学与国命的关系：“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可见，国粹派倡言国学，旨在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救国、保学、存种。我们认为，国粹派强调一个国家应有其立国之道、立国之本或者国魂，而国魂关乎一国之存废，这是一种识大体、明大局的文化意识。这一意识理应受到国人的关注和尊重。
国粹派倡言保存国学，发扬国粹，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旨在抵制一些人“醉心欧化”、甘为“学奴”；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旨在光大国学、复兴民族文化。“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固奴，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黄节《“国粹学报”叙》）他批评那些醉心欧化的人，“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他甚至对由倾慕泰西转而倾慕日本人士断言：“亡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一种文化的忧国意识自发胸腔，跃然纸上。章太炎也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演说录》，载《民报》第6期）他们视国学为至宝。光大国学，致力于华夏文化的伟大复兴，国粹派认为他们责无旁贷。
由于儒家文化是国学的主体，如何对待孔子、儒学是国粹派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国粹派出现了不同声音。黄节明确主张复兴国学即“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而许之衡比黄节更进一步，强调孔子之教为中国之教，历两千多年，支配四亿人之人心，不能与老墨等视。而章太炎虽提倡国学，但他说：“不是要尊信孔教，只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认为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国粹派这种矛盾一方面说明国粹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最多是一个道义团体，另一方面反映了国粹派有着情与理的深刻冲突。从感情上说，由于孔子为顽固派与改良派所利用，他们决不愿意再举孔子这面旗帜，但从理性上说，倡言国学，却回避孔子乃至批判孔子，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矛盾。
19世纪到20世纪转换之际，先是义和团兴起，后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急！由是，民族主义激情渴望得到释放，同时醉心欧化及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也在华人社会中滋生、蔓延。在这种背景下，既能满足民族主义的激情需求，又能冲淡民族失败情绪的以研究国学、弘扬国粹为宗旨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应运而生。伴随辛亥革命的到来及五四运动的兴起，时代话题发生转换，这场国学运动也就跟随历史步伐进入了新阶段。
“国学热”与国学振兴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个世纪，一个轮回，一个新的贞元之际，国学在21世纪初忽然热闹起来，再度闯入人们的视线，成为传媒、学术界乃大众的日常话题。从平面媒体到数字传媒，从大众到影视界、各种讲坛、天价老板国学班等等，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
目前这股国学热，总是给人一种“像云、像雾又像风”的感觉。说它像“云”，是说当前的“国学热”高浮在空中，没有落地生根。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学界精英知识分子的国学研究成果，越来越高深，越来越专业，一般大众摸不着，够不到，远离百姓的人伦日用，最终是他们不理会大众，而大众自然也不理会他们精深的研究，这样国学也就不能成为大众生活的向导；其二是国内知名高校举办各种天价国学班，费用太高，大众享用不起。由此，可说这样的国学对大众而言像“云”。
还有些人拿国学作秀、造势、追求轰动效应：大禹婚外情了，李白变古惑仔了，李清照是酒鬼了等等，不一而足。有些作品不知是讲国学呢，还是借国学来包装自己！在文本基本意义理解缺失的前提下，不管是怎样“品”也好，还是冠以“我的”之类的东西也罢，其结果只能是以误导误，影响越大，对国学造成的伤害就越深。可以说，在国学热铺天盖地而来的同时，市面上所贩卖的不少东西是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让大众如坠“雾”中。
由像“云”、像“雾”，必然又像“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方面，由媒体加商人炒作起来的像云、像雾国学热，是没有自性或根性的虚热，必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就是说这种像“云”、像“雾”的国学本身不过是一阵“风”。因此说，持续的“云”和“雾”不利于国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健康成长。大众呼唤“风”，国学发展需要“风”，人们渴望云净雾散，迎来国学清彻的天空。
“云”和“雾”对国学氛围的形成有造势之功，这是许多人包括不少学者欣赏当下一些国学名流喷“云”吐“雾”的缘由。而当喧嚣的尘埃落定之后，时代呼唤不作秀、不造势的踏踏实实的国学热，即发自内在的热而不是表面的虚热，有根性的热而不是飘浮在半空中的热。国学并不完全如胡适所说是“国故学”的简称，如果国学只是“国故”，那么国学死矣！我们说国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国学不仅仅是一套知识系统，不仅仅是纸上的东西，更是一国的立国之道、立国之本之所寄，这个本、这个道称“国魂”可，称民族精神也可。总之，它是国民的生活向导、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而国学的振兴，需要将国学从高悬的空中落实下来，由飘忽不定的“云”转化为真实的存在。这样就需要一大批不计功名、笃信善道、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从象牙之塔走出来，发大宏愿，以弘道为己任，放下身段，面向大众，走向民间，让大众享受到、消费得起国学。国学不仅仅是纸上、言说上之学，更是力行、笃行之学。只有力行，国学才能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民众的生活向导，成为国人的行为规范，国学的振兴才会得以实现。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编辑 王正）
